相信很多人小時候都讀過李白「鐵杵磨針」的故事， 「只要有恆心，鐵柱磨成針」，這句深刻在童年心中的至理名言，隨着不斷見證現實的落差，難免對小時候的想像做成衝擊。要將鐵柱磨成針，縱使有恆心，在香港這土地始終很難植根，但夢想就是有種讓人冥頑不靈的動力，去闖去追求一些難以量化的價值。黃綺琳（Norris）有這種冥頑不靈，她的故事讓我想起一個tagline「想做就去做」的舊香煙廣告。因為2017年的「坎坷影展」認識她，Norris是影展的攪手之一，將一個以為是惡攪的活動認真地攪到有聲有色。坎坷過後有片拍，她實踐了電影夢，2020年首部長片《金都》正式公映。而在導演和編劇以外，Norris另一個身份是一名填詞人，她的第二部長片《填詞L》就是講一個比電影更早的夢想。

我很想成為文盲填詞人

《填詞L》改編自《我很想成為文盲填詞人》一書（2013年出版），這是Norris早年的文字作品，一方面記下她做填詞人的經歷，另一方面是要向填詞這理想說再見。Norris寫這本書的過程參考了黃子華的概念，她記得黃子華說過他講棟篤笑的原因是想從娛樂圈的血淚中抽身，這話讓她覺得告訴大家放棄一樣東西也是一個題材。當時她也寫了一首歌叫《理想再見》，由樂隊Yellow主唱，是她在華納旗下唯一的派台歌，寫作動機也是告訴大家放棄填詞的決定。「歌名原本叫《夢想太貴》，但推出的時候被改成《理想再見》，那算是一個總結，而出這本書就是同大家講我好努力和盡了全力，但我不再繼續了，這是一本bye bye的書。」

《我很想成為文盲填詞人》記錄了Norris昔日對填詞的態度和執着，十年人事幾番新，現在回看，會嘻笑當年的懵懂天真？還是慶幸曾經的初心？

「 改編《填詞L》的時候再睇返這本書，其實有點不堪回首，譬如我以前會做很多文字的練習，當年會以為做了這些就會距離做填詞人的夢想近一點，但其實又未必有關係。現在回看會覺得努力的方向可能並非很準確甚至用錯力度，不過我幾珍惜當時的自己，因為好單純，我覺得這個初心很珍貴，現在也未必有了。」

10年的人生歷練，少了以往的沙pop，多了一種「怕醜怕柒」的包袱。Norris回想那些年大年初一在西洋菜街為滯銷的書籍散貨的日子，誤會fans做警察在街上逃跑的「走鬼」柒事，人大了已回不去昔日天不怕地不怕的guts，「人越大面皮越薄，現在要我在西洋菜街賣書我未必做得出，覺得有少少遞減了「純粹」這東西，我現在都希望自己不要太怕醜怕柒，可以去返以前的厚面皮就好了。」

如前所述，出版這本書是要向填詞這理想說再見，而《填詞L》這電影，是10年後重新審視這本書的動作，與自己對話的作品。

「我之前拍《金都》也沒有這麼強烈感到與自己對話這回事，在考慮片名的時候，曾經想過一個讓我感動的片名《填詞的你》，感動是因為片名讓我回看昔日填詞的我，雖然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傻，但其實我很欣賞她的。原來我可以這麼盡力去追一樣喜歡的東西，現在因為有包袱，加上面皮薄怕醜怕柒會多了猶豫，沒有以前那種勇敢，我覺得填詞的我鼓勵了現在電影的我。」

填詞的我 電影的我

Norris昔日睇電視多過電影，對電影的興趣要到大學時期才開始。她在中大念生物系，與電影風馬牛不相及，期間報讀Mass Communication一科，當中有課叫Understanding Movie，開始發覺電影原來有很多可能。與填詞不同，那時電影對她來說談不上是理想，是之後才慢慢喜歡。其後他到浸大讀電影Master，做填詞人的理想開始在她的世界fade out，話雖如此，填詞的基因仍藏在她電影創作的關節骨兒。在浸大讀電影時，她的編劇老師畢國智（《海南雞飯》導演，曾在《金都》客串一角）曾好奇問她有沒有填過鄭秀文的歌，但Demo填詞人的身份讓她很難解釋。但是，在讀電影的過程中，她喜歡將自己以往填過詞的歌硬塞落功課中。「張婉婷導演曾教過我，我在她的課堂中就改了5首歌拍了條歌舞片，她記得當時搞笑的我，所以她之後找我合作。」

在那段時間，Norris見到每個同學都正正經經拍戲，但她卻埋首改歌詞，那刻開始覺得沒辦法以填詞作為職業，雖然填詞和電影在創作上沒有重疊，但填詞在她心中的重要性慢慢減褪。儘管如此，墳詞人的身份也無心插柳讓她認識一些電影人，「我在CASH的晚宴中認識陳心遙，當時他仍未拍《狂舞派》，我又未拍自己的畢業作品，我們因為一個與歌詞有關的聚會認識對方，但大家都想做電影，之後就開始講各自的電影故仔，我覺得這是在填詞路上一個銜接落電影人身份的小契機。」

事實上，Norris在電影創作的過程中仍離不開一些填詞的習慣，儘管兩者的媒介有別，但在結構上卻有共通的地方。「我經常覺得填詞與劇本結構是有點似的，一般流行曲的結構是有verse（主歌）然後chorus（副歌），我覺得verse就是劇本裡的三角形，即動作和氣氛的描述，以楊千嬅的《再見二丁目》為例，三角形『滿街腳步突然靜了』，三角形『滿天柏樹突然沒有動搖』，之後就開始講心情，到chorus『原來我非不快樂 只我一人未發覺』，就較對白一點。我覺得結構其實有共通的地方，可能因為媒介不同而令技巧有不同，但在思維上或講故事的順序上都有雷同的地方。」

Norris早期創作電影往往會找一首流行歌作故事的切入點或角色基調，例如她的短片作品《落踏》（2013年鮮浪潮公開組最佳劇本），在創作過程中就有這種想法，前設角色會聽某個歌手某些廣東歌，藉此設定角色是一個怎麼樣的人。但隨着拍攝經驗的累積讓她增進了編劇的技巧，她也漸漸搣甩這個習慣。

《金都》經驗後的製作挑戰

《填詞L》是Norris與監製黃鐦自掏腰包自資拍攝，當中的契機來自《金都》的經驗。「《金都》拍了325萬，從寫故仔到發行到宣傳都由自己跟，所以給了我們少少信心，於是就覺得這個故仔可以平拍，而且亦需要平拍，因為這故事並非一些大眾化或有公共性的題材，所以覺得應該要壓低budget，再者用自己的方法也自由點，於是就膽粗粗覺得可以自資拍攝。」

《填詞L》的預算除了比《金都》更低，製作過程也相對複雜，有動畫，也多了人物和場景，時間更橫跨10年。在限米煮限飯的處境下，又想煮出燒鵝的味道，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慳，首先是從拍攝場景中落手。「第一個著手點是找場地贊助，例如龍華酒店，因為有NGO的關係有場地贊助而無需租金，電影中的café因為是朋友的地方，所以也不用租金，我們的宗旨是那裡免費那裡拍，當中有一個地方更充當3個景，即片中Hong Kong free rider的Office、羅穎詩（鍾雪瑩）攞獎的Office和電台的Office都是同一個景，我們用拍攝的角度去遷就，這樣轉景也同時慳了時間。」

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場景是聖士提反書院，曾在這個古蹟校園取景的電影多不勝數，例如《失業生》、《檸檬可樂》、《歲月神偷》、《天作之盒》、《仙樂飄飄》、《雛妓》等，但據悉近年已沒有向影視劇組外借拍攝，但今次外借給《填詞L》免費拍攝，相信與劇組有不少聖士提反校友有關。「阿鐦（監製黃鐦）的母校是聖士提反，所以較易借，還有不少演員都是校友，例如Ansonbean（陳毅燊）、Ernest（潘宗孝）和周漢寧。」

鍾雪瑩

電影的靈魂人物羅穎詩選了鍾雪瑩飾演，她在演員的身份以外也是一位以「鍾說」為筆名的填詞人，黃綺琳 + 鍾說妙到毫巔，電影可以說是為鍾雪瑩度身訂造，年紀也fit到無懈可擊，戲裡是羅穎詩，戲外也是填詞L。Norris提到電影中有些段落是鍾雪瑩的真實經歷，「片中在紅館兜售應援物是她的親身經歷，她說好好賺，千幾二千蚊都有，韓星來時會自製應援物與朋友去紅館賣，她有給我看過應援物的照片，我覺得很有羅穎詩精神，所以就將相關經歷放在電影中。」

早年曾與「場景L」奇夫（《電影現場之旅》作者）一起訪問過鍾雪瑩，那時因為一個叫「努力奮鬥鍾」的專頁留意她，在專頁中化身電影少女，在不少電影場景進行互動。兩位場景L大叔遇上電影少女，出到來並非大叔要塞錢入少女袋，相反是大叔從這位少女身上得到了啟發，看見一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。其實Norris與鍾雪瑩有不少微妙的共通點，愛填詞，也愛電影，大學同樣是念沒有關連的學科（生物與財經新聞），一樣有種少少淆但膽粗粗的勁頭，這次導與演的組合，可說是天作之合。

帶住腳鐐去跳舞

電影調子輕鬆，但骨子裡有點沉重。在一個難以實踐夢想的土壤，在一個不重視堅持的地方，追夢的人要面對不只十八銅人。追夢者往往被標籤不設實際，甚至被人覺得自私，電影中的羅穎詩就在悲觀中堅持尋找讓她樂觀的夢想。對於這處境，Norris卻有一番逆向的想法，她以填粵語歌詞作例子，填粵語歌詞的限制比填國語詞多，懂得填廣東話沒理由填不到國語。以這個邏輯套用於拍電影，在香港拍電影的種種限制可視作訓練，需要拍得好快好準確去表達自己的故事，香港新導演的拍攝周期是15-18天，而台灣可能是40天，同樣道理，在香港拍得成電影，沒理由在台灣拍不成。

「我覺得香港人一路都開了一個help mode，是地獄模式來的，我們能打倒這個hard mode代表任何地方都搞得掂，所以我會珍惜這個訓練，香港都拍到，去到台灣我自然有自信，國語歌粵語歌的聲調規限都不要緊，套用林夕的說法，『帶住腳鐐去跳舞』，別人不知你雙腳被鎖，這就是粵語給我們的限制，香港這個摧毀和懲罰夢想的地方對我而言就當是一個訓練。」

人生所有分場都有佢嘅原因

隨年紀漸長，顧慮就愈多，害怕被拒絕，更害怕失敗。Norris回看10年光陰，想起一位編劇前輩給她的話，「人生所有分場都有佢嘅原因。為何你的人生要開這個場口？可能這是後面的一些鋪墊來的。只要你用心經歷自己遇到的事，那些經歷過的事一定會幫到你後面的創作或其他發展。」

以行山做比喻，有人愛爆林，但也有未準備好的人會兜了圈子，但總會去到目的地。有時兜了圈走歪了路未必是壞事，因為可能會遇上意想不到的風光，關鍵是在堅持。夢想不是大隻講，必須要走出自己的心理規範去ACTION，其實可能只需行多一步，結果可以完全不一樣。

在《我很想成為文盲填詞人》一書的前言中，有一段話很值得細味，特別是經過10年的沉澱。

「因為很多時候，我們向着一個自以為是「夢想」的目標進發，用盡各種辦法，漸漸忘記初衷，做一些好像積極上進，卻與夢想的本質背道而馳的東西，忘記了我們最根本的、最應該做的事。」

Norris提到片中魯Sir（朱栢康）問羅穎詩一個問題，究竟點解要入行，羅穎詩錯誤回答他點解鍾意填詞，其實這是兩個問題來的。一開始想方設法如何增進自己的填詞技巧和內涵，但慢慢就偏歪了，變成如何爭取入行，去識人，漸漸偏離填詞的事，在不知不覺中迷失了，越走越歪。電影的片尾曲《填詞魂》的歌詞正正就是Norris的心聲。

「『無需燈光與佈景，當天你我放肆做夢，靠熱情⋯⋯』其實有顆熱誠的心就是你的最初衷，就是鍾意而已，所以得不得到掌聲都可以盡興。現在很多時被認為一定要好多觀眾好多票房才開心，但其實最初衷的創作並非這樣，是因為你鍾意這個形式，鍾意這一種表達故事的手法，這一點我經常都會remind自己。」

台灣

Norris早年開始在台灣定居，除了在香港的拍攝工作外，也有參與台灣的影視項目，例如去年的網絡劇集《此時此刻》，她負責當中兩個單元的導演工作。香港與台灣的工作模式截然不同，台灣人喜歡先作具體的討論再做，香港人則直接做然後改，這對Norris來說是一個新衝擊。「譬如台灣改編一個項目會先講改編方向，之後你要提案，之後開會，之後再確認相關的會議記錄，之後你確認我的確認⋯⋯ 他們做事很仔細，就算是一些細節的道具，究竟要用透明還是圓形，紅色還是綠色，都會全給導演決定，所以我經常會收到幾百MB關於美術道具的PowerPoint，香港不會細緻到這個程度，是因為沒有時間這樣做。這個工作模式令我會多了想法，可以幫我留意一些細節。」

在寫劇本上，港台兩地的編劇思維有很大區別。香港編劇通常會顧及制作，會根據預算去創作，台灣則相反，會先寫好劇本，再根據劇本的需要去搵資金。香港較務實，台灣可以天馬行空。「我收過一個台灣的劇本可以只為個montage去新竹的遊樂場拍兩個鏡頭，若果在香港，編劇會被人駡不專業。大家的思維不同，我一方面可以bear in mind有這個自由度去任性，但另一方面我也是一個務實的人，我就會將這些任性拉返下來作取捨，我覺得兩地的切換令我多了一個思維的面向，用不同角度去看創作或製作。」

搵景方面，Norris覺得台灣比香港supportive。「我去了台灣一兩年，拍過醫院、遊樂場、北美館、銀行，是銀行實景，在香港要借銀行實景近乎沒可能，大製作都未必做到，但台灣對劇組相對歡迎，租金也平，所以寫劇本時真的夠膽天馬行空點。在香港有很多限制，寫警署會怕借不到，寫醫院又不會有，台灣連捷運都借到，基本上什麼景都有。」

港產片的方向

談到香港電影的方向，香港電影在國際的關注度沒以往般高，是否內容太localize而未能吸引外國觀眾？作為新一代香港電影導演，Norris有一點看法。「我聽過一個說法是localize到極致其實就universal。譬如印度片《美味情書》（Lunchbox）中講到的印度文化，我們不會理解為何要有這樣複雜的送飯過程，但這就是他們的特有文化，其實就好似我們的廣東話填詞要顧及九聲一樣，因為只有這個地方才有，因為unique，整件事就會變得universal。」

「其實以前的香港電影都沒有諗本土非本土，就係拍一些好的故仔而已，只不過那時我們行得較快。現在不少韓國電影或中國電影，無論在拍攝或內容上其實都參考舊港片的元素，所以當你的故仔講得夠好或者夠精準其實就已經好universal，你不會再去擔心外國人會不明白，我覺得只要你講故仔講得好就可以，因為人類的情感本身就好universal。除了講好想表達的故仔外，第二樣是要有自己的特色，不要驚外國人唔明白而去迎合。」

「不少觀眾對港產片其實有份偏見存在，即是見到香港兩個字已不想看，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大家重新鍾意返香港電影？我覺得又無需夾硬來，應該先有好作品再有市場，無需要特意為了要被人看到而去遷就，先做好質素，做好內容最緊要。」

對於將來想挑戰的片種，Norris希望可拍一些能面向觀眾的作品。「我希望像以前香港電影的導演拍好商業的電影，商業並非以票房收益為標準的商業，而是講故事技巧的商業，即是一些受眾較多的講故事方法，像《孤男寡女》這類電影。」其實拍一部雅俗共賞的電影並不容易，期待Norris能成功完成挑戰。

劇照：《填詞L》專頁
場地：Kubri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