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導演張婉婷/文:王冠豪Gary(電影朝聖)

張婉婷的新作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是近來其中一部具話題性的香港電影。自今年8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以來,好評如潮,在坊間也延伸不同角度的討論。雖未正式公映,但每有優先場都火速滿座,一票難求。電影是張導演應母校英華女學校的邀請拍攝的紀錄片,源於學校的重建工程,學生需從半山羅便臣道遷往深水埗的臨時校舍上課,電影在記錄校園清拆重建過程的同時,也記錄這一群在校史上獨一無二身處不同校園的學生,在製作的十年間各自不同的成長經歷,是夾雜歡笑、迷惘與創傷的生命故事。

這次導演的專訪,特別來到電影的主要現場英華女學校,從中環古蹟街市沿扶手電梯來到昔日被稱為Beauregard(法文「美景」的意思)的地方,學校就是身處這樸雅之地。

以往拍紀錄片一定不能get involved,但這次不能。

主要拍劇情片的張婉婷,過去也有紮實的紀錄片拍攝經驗。

「我一出道就係拍紀錄片,幫BBC拍過一個系列叫 The World About Us。當時BBC想拍新界圍村, 需要識中文的人與圍村人溝通,於是我便應徵並得到取錄,做PA和寫transcript,即是逐字稿, 每日談過的都要逐字寫出來。 後來我拍了一套記錄片叫《龍的深處:失落的拼圖》, 是關於成龍父母在戰亂時如何走難甚至做間諜的故事。」

導演表示,這次拍攝《給十九歲的我》與昔日在BBC的手法有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。BBC的紀錄片很中立,導演與旁白都是沒有感情的,不會表露自己站在那一方,當時的法規是只呈現給觀眾看,再由觀眾決定如何理解,並不是以製作人的身份引導觀眾如何看。

「以前在BBC,要當自己是一隻牆上的蒼蠅,一定不能get involved ,但這次是拍自己的母校,我不可以做牆上的蒼蠅,我會投入在內,像裡面其中一個人物,於是我乾脆自己講旁白,就像樹窿的心聲般,讓那些少女忘記我是一位導演,當我是樹窿讓她們傾訴,我覺得記錄片做到這樣的境界是好的,因為她們會很自然向我說她們的故事。但作為一個導演,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與心聲,有些roll機以外拍不到的「樹窿心聲」,我會將它化作旁白,有些是自己拍攝時的感想,有些是我用來補充銀幕上看不到的東西。」

開始是學問

要拍攝人,開始是學問,如何進入被訪者的圈子,獲得她們的信任,在鏡頭前表現最真實的自己,當中必須耐心經過漫長的過度期。

「起初學校提供50多位學生給我選擇,於是我叫她們寫一封「給十九歲的我」的信,根據信的內容,看誰較有思想和有趣,再從中選了30多位學生,之後再由分組導演跟進。一開始只有跟,不會問問題,第一年跟了30多個女仔,我們有很多分組導演,每組負責5-6個女仔。」

另一個難題是資源問題,因為團隊沒有資金聘請專業的導演,所以分組導演皆由張導的同學擔任,另外再聘請一些專業的攝影、收音和執行導演。張導形容這些分組導演是「媽咪」導演,沒有相關的拍攝經驗,於是她純粹要求各分組導演各自跟著被選的少女,由朝跟到晚,觀察她們的起居飲食,看看有沒有人陪她們返學,陪她們食飯,上課時的情況,課後的活動⋯⋯ 跟一整天後會初步了解她們屋企與朋輩的狀況,然後再具體跟進下去。但是,過程當然不是那麼順利。

「第一年我們走了很多人,因為所有校友都是不收錢的,根本沒有任何commitment的,而頭一年又好像沒有什麼富趣味的事發生,所以走了很多人,留到最後的可以叫做死而後已派了。特別是少女們 F.3 那年正值反叛期,她們根本不讓我們拍,一見我們便駡和走避,你知我們的導演都是師奶組,又跑得不夠快追不上那些少女,再加上在缺乏經驗下經常誤入鏡,其實不慎入鏡也可以扮途人,但她們又不懂配合,所以我們這班幕後真是一個奇怪的組合。」

這些張導演口中的愛心媽咪組分組導演,某程度為團隊與少女之間建立了信任,她們沒有上述BBC那不能get involved的紀錄片規條,相反是有種「唔抵得」的心態作祟,忘了自己分組導演的身份去介入學生的生活。

「譬如片中Madam的英文不好,我其中一位同學就幫她補習英文,但又無心插柳地慢慢建立了友誼。又例如香港小姐經常無飯食,又覺得自己患上絕症,所以我們會與她食飯和帶她去看醫生。不知不覺間像過了線,但又唔抵得,很想拉她們一把。」

在拍攝的第三年,團隊篩選了最後12位少女,一直跟到2019年她們返回新校的時候。因為篇幅原因,電影再聚焦當中的6位,務求令故事更立體和完整,但有些有趣的Side Cast,導演也將她們的生活點滴放在電影中,例如片中的男神,還有那位品學兼優的班長Shirley。

「其實最初我沒有特別去跟Shirley,但後來知道她「包庇」叛逆的阿佘,我覺得犀利啊,她與阿佘兩個性格相反的人,一個喜歡做很多奇怪的事,另一個是又乖讀書又叻的學生,但她竟包庇一個性格與她相反的人,我覺得這份友誼很值得寫,Shirley令阿佘有多少少自信,可以講是救了她。」

在最困難時千萬不要放棄

F.3開始正值少女的反叛期,她們對拍攝失去了新鮮感與耐性,開始逃避攝製隊的拍攝,對團隊不揪不睬。再加上校長離職,當時導演是有點嬲她的,及後才知道她患上癌症,種種衝擊令團隊很沮喪。

「當時我和團隊討論是否繼續做下去,我是一個不會輕易放棄的人,既然接了這套戲,我覺得自己有義務去完成它。再加上已拍了三年,我覺得這班少女其實很有趣,當你慢慢去發掘必定會找到動人的故事。最後,只有數人留下與我繼續支撐落去,其中一位是我們的聯合導演,我要封她做我的永遠名譽校友,她跟了我們10年都沒有放棄過,還不時安慰我,我也需要人支持的,最支持我的人就是她。我覺得在最困難的時候,只要願意再行多一步就得㗎啦,柳暗花明又一村,在轉角位就會找到出路,每一次都是這樣,我拍電影拍了這麼多年是理解這個道理的,在最困難的時候一定不可以在那一刻放棄,原來只要行多一步就得㗎啦,我當年拍《宋家皇朝》也曾經歷過這經驗。」

從半山到深水埗

因為學校重建,受訪學生成為校史上能經歷不同校園生活的一群。兩個校園兩個世界,環境影響生活與學習,相對於其他年代的英華師姐,她們能接觸的社會層面也較豐富。

「舊時的羅便臣道校舍,很多學生都住在附近,是較有錢的家庭,屋企人都不會讓她們過海,我很多同學讀到中五都未試過過海,即是連深水埗、油麻地也未曾去過,這樣的人生觀會很狹窄的。我覺得她們去深水埗是好的,而她們也很喜歡深水埗,那裡的西九龍中心,有大眼仔、假髮,朱義盛首飾、服裝⋯⋯ 那裡又多嘢食。雖然深水埗有些戒毒所之類品流複雜的地方,但我覺得人應該去體驗一些較多元化的社區,不要困自己在象牙塔內。其實那些少女不介意這新環境,小朋友是可以很快適應的,校舍只是一個hardware,一個死物而已,她們注重的是同學、朋友和老師。後來我問她們不能返回羅便臣道校舍有沒有遺憾,答案是一個都無,相反她們覺得新校冷冰冰,小息時學校沒有人氣,藐著嘴說深水埗校舍在小息時整個操場都是人。其實小朋友很有彈性,很容易適應新環境,所以不用為她們擔心,相反給她們多一點刺激的人和事,這樣可能更好。」

深水埗,在很多人眼中的九反之地其實絕不簡單,曾幾何時在桂林街有國學大師錢穆、唐君毅等人授學的新亞書院,詠春宗師葉問戰後也在這裡重新開始,深水埗可謂文武雙全。想起七年前曾協助籌劃一個關於深水埗遇上電影的社區導賞活動,當時以林森導演的短片作品《暉仔》作依據,帶學生走遍區內的拍攝場景,從而觀察社區的特色與變化,當年在深水埗落戶的英華女校也是參與學校之一,當時對該校師生的印象很特別,不是我預設的名校印象,不是那種拘謹與aggressive,反而是有份輕鬆的互動狀態,做導賞的最喜歡就是遇上這類參加者。

電影最重要是呈現真實

電影其中一個優點是誠實,沒有隱惡揚善,但這也是雙面刃,因為要考慮所呈現的「真實」會否影響當事人和學校的形象。印象深刻的是關於少女中三時曾不願參與拍攝,刻意在鏡頭前講粗口以圖令片段出唔到街,這是一反大眾對英華女生的印象。

「其實她們不是刻意講粗口,她們經常講的,她們以為講粗口就出唔到街,其實我可以剪㗎嘛。(笑)」

對導演來說,呈現真實是最重要的原則。

「英華女校的學生好乖其實是假象,我自己讀過就知道,各類人都有,曳都可以好曳,上堂時可以好乖,但落堂後就會百花齊放。我最重視的是要呈現那份真,不要將「名校就是這樣的」心態去規限自己的想像,我要將最真的一面呈現出來。所以我沒有迴避講粗口食煙的鏡頭,這樣才可以完整看到人的性格,即是一個立體的人。」

導演堅持要有最後刪剪權,否則寧可不拍。

「我並非要美化學校,所以我向校長重申要有最後刪剪權,不可干預我拍攝的內容。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味性,看着少女們的成長,還有社會變遷,在不同環境下對少女們生命的啟發,我相信是很好看的,但一定要真實。這電影其實可以啟發教育界和家長,讓他們看到子女真實的一面。片中的少女在老師面前一定不會表現自己太多真實,在家長面前更加不會講,老師與家長透過電影才知道少女們的想法。以阿雀做例子,她說不會移民因為想照顧父母,相反她的父母經常叫她移民,透過電影,父母才知道阿雀很早就有這決定。還有阿Ling,片中她與父親有段爭執對駡,當中父親要她簽合約一段都幾得人驚。當她父親看畢電影後,才發現自己的問題和女兒的感受,並說以後都不會這樣做了。」

另一深刻片段是片中有位老師對阿佘的評語,那說話與嘴臉都令觀眾難忘,導演有否想過不把這段放入片中?

「這是有點驚嚇的,我跟了她很久,也熟知她的性格,所以我也很真實表現她的性格,還有她對阿佘的評價。為何我要將此段放入片中,因為我都要給阿佘機會解釋,老師可以說話,學生也可以有平反的機會。」

形象重要?還是學生重要?

電影呈現了學生真實的個性,當中難免會衝擊外間對學校的印象,但電影出街後,學校的反應也是值得分享的地方,還有片中學校對叛逆學生的處理方法,也能看出校方如何呈現教育的本質,是只著重成績,一邊倒關注為學校爭光的學生,懲罰有損校譽的學生,還是持平開放,對問題學生包容,諄諄善誘。英華女校很明顯是後者。

「學校方面看完電影後都有少少無言(笑),事實上校方是很開放的,第二間學校可能會隱藏, 但我的學校則會思考,會了解這不是幫學校拍的一個宣傳片,如果是宣傳片就不會找我吧。」

訪問期間,導演充當導賞員與我們在校園走了一趟,其中一座中式尖頂的歷史建築,是碩果僅存的第一代校舍(現在的校舍是第三代),於1926年建成的幼稚園,是香港的三級歷史建築,現會保留作校史館。

從古蹟沿樓梯往上走是學生會的地頭,導演笑說這是學生的自由空間,連老師都管不到的地方。我打趣聯想到一個充滿活力的三不管地帶,還有旁邊有條通往校外的小路,彷彿是給學生「較腳」的捷徑,很有電影感的畫面與空間。

學生會的轉角位是一幅石牆,牆上佇立一座外號「白屋仔」的歷史建築,名字叫倫敦傳道會大樓,約建於1893年,是香港二級歷史建築。大樓原屬於英華女校的範圍,但後來相關地段賣了給地產商,現址屬於新建豪宅的範圍,成了屋苑住客會所的圖書館。

關於這座歷史建築,導演分享了一段少年往事。

「舊時我很多老師都是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,那裡是她們的宿舍。由於她們不會嫁人,所以我們會叫那裡做姑婆屋。我少時無錢讀書,我的老師就幫我,扮請我做老師教她中文,每月會支薪給我,那時我F.4。每次去宿舍老師都給我數個中文字,叫我教她讀,之後她教返我英文。還有餐桌禮儀,她會請我吃飯,教我用刀叉。其實,她只是想給錢我用,但又不好意思直接給我,所以就叫我教她中文。我對這姑婆屋很有感情,現在變成這樣我是憤怒的,不知何故學校要賣掉這有意義的歷史建築。」

給信心下一代

片中的少女們是千禧年出生的一代,在最好的時候來到世界。2011年讀F1,之後經歷香港翻天覆地的轉變,她們也被迫見證這種改變,被迫體驗這個世界的複雜性。時間永遠追不上變化,這段時期香港的變化令電影呈現多一種角度。最後想問導演對在這個大時代成長的年輕人有何寄語。

「我不敢寄語,她們寄語我才真。我見證少女們多年,她們這幾年變化都很大。我自己的體會是,這些年青人是很有彈性的,她們是可以的,這條路行不通就會行第二條,要相信她們面對困難的能力,無需過份保護她們。這一代面對的困難很大,但仍可如常生活,最重要是屋企給予愛與包容,認真去觀察和分析。屋企若能給予愛與支持,小朋友的成長才會愉快,也令他們有更大的應變能力,因為他們知道有強大的後盾,便可以面對任何突發和意想不到的變化。相反,家庭有問題對他們會有毀滅性的影響。」

結語

「我們今天看到的,只是永恆中的一個片段。」這句話來自英華女校前校長李石玉如女士一次外遊時的感受,她也是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的主催人。

在歲月洪流的每個片段中,每人各自會遇到不同的角色、處境和選擇,一日未嗌cut仍要努力去尋找和實踐屬於(適合)自己的舞台。 ‘to develop intellectual potential fully, to think critically’(摘自英華女校的School Mission),這是在人生路上對自己的要求,在這基礎上 be a good man / woman。

Wardrobe support: Chanel
Hair & Makeup: connielai
Venue: 英華女學校 Ying Wa Girls’ School
Photo: Sam 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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